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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日期:2021-07-30     来源:浙大新型城镇化智库微信    浏览:264    
核心提示:本期分享刘守英教授“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主旨演讲的讲话稿。此文将城乡融合作为城乡转型的新阶段、新形态,深度解构了当前中国城乡转型以及推进城乡融合方面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路径。
       2021年7月23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21ZDA071)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举行。研讨会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守英进行了精彩的主旨发言。

       【县城视界·名家观点】是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微信平台“县城视界”专栏的系列专题,旨在分享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观点论见。本期分享刘守英教授“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主旨演讲的讲话稿。此文将城乡融合作为城乡转型的新阶段、新形态,深度解构了当前中国城乡转型以及推进城乡融合方面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路径。

刘守英: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

一、从城乡二分法到城乡连续体

       在国内和国际上通用已久的城乡二分法,并没有统一的划分城市和乡村的标准,只在社会类型、社会团结方式、社会心理等社会层面上,强调城、乡的差异与对立。这种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主义:城市主义和乡村主义。前者暗含了城镇优于乡村的假设,强调城市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发展的目标应以城市化为主;后者的核心则是反对城市化进程,认为乡村生活才是美好宁静的理想生活,因此必须停止城镇的扩展、将建筑限制在明确定义的区域内,以此保护农村免受城市扩张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侵袭。

       从政策后果来看,基于城乡二分法这一传统范式,“城市主义”要求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以满足城市需要为目标,因此乡村处于从属和被动付出的地位;“乡村主义”则只看到乡村生活的美好恬静,忽视了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歧视问题。因此,不管是“城市主义”还是“乡村主义”,都是将城市和乡村视为独立割裂的个体,认为两者存在对立关系,而忽视了城市与乡村间的整体性与连续性。

       基于以上批判,学界提出了城乡连续体的概念体系。与城乡二分法不同,城乡连续体不是从简单的二元视角区分城市和乡村,而是认为在完全农村地区和完全城市化地区之间存在一个以连续等级呈现的连续体,所有人类社区都置在连续体的某个点上。它的表现方式有以下三点:一是乡村产业不断复兴,非农人口向乡村流动,社会设施和自然设施等不断融合,城乡呈现融合状态;二是城乡社会特征重叠,人口密度、人际关系、产业发展、精神状态等城乡特征界限变得模糊;三是城乡关系发生变化——乡村不仅是食物的重要生产地,也逐渐变成提供公共品的主要场所。城乡互动日益增强,从对立竞争走向融合互补。

       此外,城乡连续体还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其一,由于郊区在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对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广阔的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成为人口迁移的新方向。其二,大都市区内形成产业链,城乡经济相互依存。其三,乡村产业结构非农化、多样化趋势明显,乡村产业结构趋同于城市地区。其四,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生活幸福感、生活质量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二、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形态

       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和形态,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一阶段。

       从美国来看,城乡连续体可分为都市区(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乡村和小城镇)。20世纪初期,特别是战后,美国郊区繁荣发展,意味着单向城市化思维开始转变为城乡融合。这一时期,美国郊区人口的总量和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中心城市和乡村地区;城市中心成为人口净迁出地,而郊区成为了净迁入地;大都市区内部的就业分布也主要位于非中心城区;同时,中心城市与郊区的收入差距发生扭转。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移民流动的变化,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开始复苏,非都市区的人口迁入量与都市区人口迁入量趋同;乡村经济开始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乡村产业的非农化趋势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减少。

       从英国来看,城乡连续体被划分为以下几类:农村(农村人口大于80%)、大乡村(农村人口占比50%-79%)、有显著乡村区域的城市(农村人口26%-49%)、有城市和镇的城市、小城市群、以及大都市城市。英国城乡融合在人口方面的主要特征包括大城市人口大量流失、乡村和小城镇人口增长明显;在经济和产业方面则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少、乡村地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小的比重、乡村地区经济活动丰富且产业结构复杂等。

三、中国城乡转型中的城乡融合困境

       目前,中国城乡转型以及推进城乡融合面临以下几个困境。

       第一,中国城乡格局发生变化,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53年的13.26%跃升至2020年的63.89%(图1)。

刘守英: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图1 历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
资料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

       第二,人户分离加剧。七普的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情况更为严重。

       第三,人口流向发生变化。人口进一步向东部发达省份和核心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吸引力增强;人口省内流动规模占比显著增加,省内流动人口分布存在分化,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加快回流。

       第四,“农二代”引发了代际革命,成为“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近年来,农二代已成为中国境内劳动力迁移的主力军,跨省迁移、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增加,且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已基本完成了城市化。从就业特征来看,相比于他们的父辈,一方面,“农二代”工作时长有所降低,更愿意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另一方面,“农二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也正因此,他们从事的行业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而非建筑业。从生活消费习惯来看,有数据表明,80后“农二代”仅将30%收入汇回家乡,这表明他们的工资更多在城市中消费。此外,从跨省婚姻增加、在城市中关系网络增强、在城市交社保的比例增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农二代”正逐渐与乡村疏离。

       第五,县城正在高度分化。具体表现为:县域人口增长缓慢;南部沿海经济区人口比重大,增长快;各经济区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等。

四、政策思考

       第一,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分思维。

       第二,对于城乡融合这一新形态新阶段,尤其是其理论和基本特征,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三,中国的城乡融合阶段在制度、人口规模、城市化模式、乡村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有着特殊性,这些值得学者进行深入剖析。

       第四,对于县城的未来不能武断下结论,农民的去处应当取决于农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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