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供给刚性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约束下，农业技术变迁往往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农业技术的选择模型，国内影响最大的当属林毅夫等( 1990) 提出的诱致性变迁理论，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Hicks( 1932) ，在借鉴 Ahmad( 1966) 以及 Hayami 等( 1985)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观点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所带来的非均衡性，将会诱致农业经营者选择更多利用丰裕要素的技术，从而促使农业技术变迁。该理论把农业技术分为土地替代型技术和劳动替代型技术。土地替代型技术的内容主要是生物化学技术( BC 技术) ，而劳动替代技术的内容主要是机械技术( M 技术) ，介于二者之间的又被称为中性技术。后来，林毅夫( 2014) 还将这一理论拓展，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国内许多学者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农业技术选择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在进行文献综述后认为，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或机械技术的条件，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应是土地节约型技术或生物化学技术( 魏金义等，2015) 。然而，许多关于农业技术选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国要素禀赋的判断，并辅之以一个时间段内的农业技术变迁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其结论只是对农业技术选择路径的“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
事实上，诱致性变迁理论只是从要素禀赋层面简单勾勒了农业技术选择的“历时态”，难以刻画其变迁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复杂性。当前关于农业技术选择之争可谓暗流涌动，其争论的广度和深度要比看上去复杂激烈得多。这些争论囊括了机械技术、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三个农业技术的主要类型。
焦点一: 未来农业技术选择方向就一定是土地节约型吗?
诚然目前许多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土地节约型技术( 胡瑞法等，2001; 高峰等，2003; 全炯振，2010) 。但正如前面所述，这些研究多是“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其实，Yamada等( 1980) 曾提出，土地要素稀缺的亚洲型增长路径( Asian Path) 可能呈现出三个阶段的“S 字型增长路径”。全炯振( 2010) 经过测算，发现中国农业技术选择的“S 字型增长路径” 特征，并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至于第三阶段以后的增长，“S 字型增长路径”给出了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答案。这一模型说明，未来农业技术选择方向并不一定是土地节约型。国内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判断，其实已经暗含在了对农业规模化的判断中，这一问题实际上可说是农业规模化之争的延续。认为中国将通过小农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论者，无疑会认为土地节约型技术是中国农业的必然选择; 而认为农业必然向规模化发展的论者，则会作出劳动节约型技术才是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归宿的结论。
焦点二: 使用土地节约型技术是否要摒弃农业化学化?
以土地节约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转型，意味着农业将更多地依赖生物化学技术来确保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生物化学技术可以分为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而化学技术主要是化肥、农药、农膜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应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农业化学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土地产出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粮食供求关系 由 长 期 短 缺 变 为 相 对 过 剩 ( 胡 元坤， 2001) 。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占了世界化肥总施用量的 31. 9%。同时，2012 年中国稻谷、小麦单产分别为 6776. 9 公斤/公顷和 4986. 9 公斤/公顷，分别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 53. 7% 和 60. 2%。然而，中国以高强度的化学品投入换来的高产量，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化肥不合理施用造成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农药超量施用使生态紊乱和人们健康受到威胁，农膜过量使用和残留对耕地质量造成了破坏( 余志刚等，2017) 。
那么，我们在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刚性目标约束下，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农业化学化? 持支持论者认为，“化学技术对农业增产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中国在化肥等化学品使用上主要是结构不合理、方法不科学，应积极研制和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业和优质农用塑料制品，“进一步提高化学化水平”( 李秉龙等， 2009) 。贺雪峰( 2011) 认为，“自耕农的单位产量远高于经营农”，一个重要的论据即是“经营农打农药不及时”而自耕农会及时打农药、施肥。持反对论者则认为，中国农业应该更多地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地力不断下降的耕地实行轮作和休耕”，“对生态遭到破坏和污染的耕地实行修复和保护”( 罗浩轩，2017) ，至于休耕后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则强调要更多的依靠海外市场( 程国强，2013) 。
焦点三: 未来农业技术选择是否应该选择生物转基因技术?
与机械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应用相比，农业是否使用生物转基因技术的议题引起的争议更为广泛。在这场论战中，除了专业的农业科技专家，还有“三农”问题学者，除了普罗大众，还有政府官员。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几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下降，从 2013 年的全球第六下降到全球第八，但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可以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且转基因农产品进口量巨大。以大豆为例，目前市场上转基因大豆油占据了 90%以上的份额。
叶敬忠等( 2014) 对转基因的争论进行了综述，认为这一争论大致可以分为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的食品商标化和标识管理三个方面。笔者认为，纵观这些争论，归根到底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的看法不同。第一，全球现有的水土等农业资源能否满足中长期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需求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转基因技术是否必要问题。第二，转基因技术是否会对农业生产、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造成危害。这一问题是转基因技术是否合理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持肯定看法的学者认为，“全球范围的水和土地资源仍能满足中长期粮食需求的增加”( 陈建鹏，2010) ，“人类生产的粮食已经足够人类食用”( 杨通进，2006) ; 持否定看法的学者则认为，“作物产量潜力已经出现了瓶颈”， “应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 张启发，2010) ，“只有转基因技术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黄大昉等，2009) 。就第二个问题，持转基因技术否定论的人认为，转基因技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究竟在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不能完全预测 ( 罗云波，2000) ; 转基因是否对人体有长期和潜在的作用也难以确定( 黄卫平等，2010) ; 即使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有伤害，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考察，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得出结论”。而持转基因技术肯定论的人则提出，时至今日，转基因食品尚未出现过安全事件( 张启发，2010) ，“转基因走向大众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科学家和媒体都是一个考量”( 陈章良，2015) 。
从目前政策的指向来看，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呈现三个趋势: 第一，政府一方面鼓励农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则完善相配套的土地流转制度，暗示了未来中国农业技术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倾向。第二，农业化学化不可持续，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保护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已经被作为中国农业政策的新目标( 杜志雄， 2016)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首次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这从侧面否定了依赖高强度投入的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路径。第三，近几年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持续下降，未来转基因技术应用可能会遭遇曲折; 而袁隆平“海水稻”、“巨人稻”等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使中国农业在生物技术方面将更加依赖作物杂交技术。
